大学毕业后，石钟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只是他不能再继续他的函数论研究了，而要进入当时谁都不知晓的专业——计算数学。

此时，计算数学在中国还是零，不仅石钟慈不知道，连主持总体学术工作的华罗庚心中也没底，他们只知道计算数学是作为计算技术的组成部分列入了国家规划。他接受了这个重任，成为华先生手下最早搞计算数学的人之一，从此开始了他的计算数学人生。当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门学科，华先生领导着这一批年轻人一起摸索、探讨。

1956年，石钟慈被派往苏联学习计算数学。当时苏联的计算数学和美国可以媲美。在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习四年之后，石钟慈认为这时候才算对计算数学有了认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有幸认识了索伯列夫、盖尔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同时也幸运地“躲”过当时国内的反右运动。计算数学需要数学模型、算法，最后是计算机实现，而直到1958年，中国真正有了自主研制开发的计算机。1960年石钟慈回国，并从事计算机数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

1960至1966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期间，石钟慈被分至计算方法研究室32组，专攻水坝设计。当时的负责人是冯康先生。石钟慈说，如果说是华罗庚先生为他指明了计算数学这条未来的研究道路，那么冯康先生就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教会了自己如何搞计算数学。

起点：华罗庚先生引路

石先生说，上大学后才知道，他们那时考大学其实很容易，尤其是数学系，很少有人报考，用现在的话说门槛不高，不过把浙大数学系读下来可不容易。那时数学有“南浙大、北清华”之说，浙大的数学系有陈建功、苏步青、徐瑞云等元老名师。一年级时徐先生教微积分。她要求学生们无论如何要把微积分学好，规定70分才算及格。的确，大家都很努力，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1952年秋天，随着全国院校调整，石先生来到复旦大学读二年级。这里结集了华东地区最好的数学师资力量，比如从同济大学调来的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老先生还给他们讲过一年的高等代数。1955年，石先生在陈建功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单叶函数论的大学毕业论文，这是一篇相当出色的论文。为此，当年的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新华社文章，称赞石先生论文的创新性，这在1949年解放后的大学生中还是不多见的，后来该论文在《数学进展》上发表。大学毕业后，石先生非常高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这可是中国许多杰出数学家如华罗庚、吴文俊、关肇直等名师的集中地啊。到这里后，他才知道不能再继续他的函数论研究了，而要进入当时谁都不知晓的专业——计算数学。

事情是这样的：到了1955年，新中国已从整顿进入到发展阶段。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选定了计算技术、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等作为“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其中，计算技术包含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和计算数学。

委任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先生兼管计算机和计算数学的发展，早有谋篇布局的华先生找到石钟慈说：“你要转行，去搞计算数学。”他很惊讶，计算数学是什么？此时，计算数学在中国还是零，不仅石钟慈不知道，连华先生心中也没底，他们只知道计算数学是作为计算技术的组成部分列入了国家规划。虽然石先生当时心中并非十分情愿转行，但在华先生强调了学科的重要性，特别了解了它对国防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后，他接受了这个重任，成为华先生手下最早搞计算数学的人之一，从此开始了他的计算数学人生。

当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门学科，华先生领导着这一批年轻人一起摸索、探讨，差不多有大半年时间，这就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开始，就这个意义上讲，华先生是中国计算数学早期的主要带头人。在华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石钟慈最终留在计算数学这个领域里。

同时在华先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在数学学习和研究方法上也让他受益匪浅。王元先生是石先生的师兄，石先生入浙江大学时，王先生读大四，两人接触很多。后来，又同在中科院数学所。

石先生戏称，借用武侠小说说法，王元先生是华派的“掌门、嫡系”。自己虽然不是华先生的“嫡系”，但“可以算华先生的半个弟子吧”，这说法得到了王元先生的首肯。

 1956年，石先生被派往苏联学习计算数学，当然派遣留学生也是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内容之一。当时苏联的计算数学非常好，和美国可以媲美。在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习四年之后，石先生认为这时候才算对计算数学有了认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有幸认识了索伯列夫、盖尔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才安心地进入了计算数学这个领域，同时也幸运地“躲”过当时国内的反右运动。不过，在苏联白天勤奋地学习和上机，晚上开会，学习有关反右的文件，留学生们倍感紧张和疲劳。他们中有些学会了吸烟，石钟慈则学会了喝咖啡。作为最早一批赴苏学习计算数学的人之一，1960年他回到祖国。

如果说华先生当年做的是发现人才、激励士气的工作，显示了一个数学家的高瞻远瞩，那么冯康、石钟慈以及当年那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便是为中国的计算数学开疆辟土。

对于石先生他们这样一批进入计算数学的人来说，这一全新领域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一段冯康先生的姐姐冯瑞写到冯康先生的话，完全适用这个群体：“这是一门全新的交叉科学，完全向能力开放，没有任何碍事的权威，像一张白纸，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显然开拓新的领域，既需要过硬的工作能力，又需要具有高度的识别能力。”

路径：冯康先生、中国科大与教书

一个学科半个世纪的路程，不算长也不算短。今年已经74岁的石钟慈先生，想当年是青春作伴风华正茂，回首往事，“只能说我是中国计算数学发展的见证者，而冯康先生才是真正的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者，”石先生谦虚地说。说起冯康先生，这是另一个令人感慨意味深长的故事，我们只能撷取与石先生相关联的部分。冯康先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于1993年去世。1953年到苏联进修，他的导师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留苏回来后，到华罗庚先生负责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做广义函数论研究。到1958年，冯康先生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

1955年石钟慈大学毕业与冯康先生已有结识之缘，“他是非常聪明的人，并且兴趣广泛，”石先生由衷地评价。

1958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正式成立，华罗庚先生为了计算技术的发展，推荐三个人从数学所到计算所，其中第一个就是冯康先生。不到6年时间，冯康先生就于196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这是中国有限元方法的奠基性文献，也是世界有限元方法的开创性文献，这是后话。

在这期间的1960年，石先生从苏联学习回来，就到了冯先生的手下做研究。可以想象，跟着冯先生这样眼高手亦高的大师，培养出的是对科研的共同品味与追求。石先生与冯先生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到最后。还有一段佳话：今年是中国科技大学建校50周年，这里留下了石先生一段足迹。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院所办的唯一一所大学，成立于1958年，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

华先生任数学系主任，冯先生任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年轻的石钟慈也开始去科大兼课。

1961年，科大四年级的学生开始了专业课程，他们在学校里上计算数学的专业课，到中科院计算所里上机。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学科，科大每年要招收计算数学专业学生。1964年，随着学生数量和班级增多，科大与冯康先生商量，希望石先生正式调入科大任教，负责这个新兴专业的建设。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最初的编写教材，讲课，上机和带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到后来的指导硕士生、博士生。

归国后，石钟慈就到著名数学家冯康手下做研究。1964年，石钟慈正式调入科大任教，负责这个新兴专业的建设。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最初的编写教材，讲课，上机和带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到后来的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后在冯康先生的支持下，石钟慈又调回原工作单位。

从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学校由北京搬迁到合肥，一直到接替华罗庚先生任科大数学系第二任系主任，石先生在学校里渡过了25个春秋。1985年，冯先生已经65岁了，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也已有8年时间，他要找一个接自己班的人。

在众多人中，他看好石先生，然而调回来谈何容易？1986年10月，冯先生通过中科院干部局才把石先生调回到自己身边，成为冯先生的接班人，用冯先生的话说：“是我把他调去的，所以，在我退休之前，要把他调回来，都是为了计算数学。”

回到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之后，正遇上改革开放大好时光，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他们共同努力于1990年成立了由计委直接拨款的“中国科学院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还是屈指可数，石先生担任室主任，这对中国计算数学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随后，1991年和1996年连续两期获得国家“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方法和理论”的攀登计划项目的资助，冯先生与石先生分别担任一期和二期的首席科学家。这个项目立了以后，“计算数学在国内站住脚了，因为得到国家的支持和重视，”石先生说。这固然有这个学科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的大背景，同时，也是冯康先生等科学前辈孜孜以求所得到的发展机遇。后来，攀登计划项目演变成为“973项目”，中科院计算数学所相继获得了两期“973项目”的支持，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员正在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石先生培养的很多学生在这个领域中做出了许多国际一流的工作，“就整个计算数学而言，中国在国际上是居于前列的”。

话分两头，石先生之所以被调去科大，科大又之所以后来不愿意放行，是因为石先生讲课很好，非常受学生欢迎，且不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原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在回忆文章中，称赞石先生上的课。“我是很喜欢讲课的，受华先生影响，也受苏联那些导师的影响。”石先生认为，“研究人员一定要上课，一定要带学生，这样使研究人员的思想更活跃。完全不上课、没有学生的研究院所的体系是有缺陷的，不利于研究。”石先生介绍，虽说中国早期的科研模式是学习苏联的，但是苏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上课的。他在苏联学习时，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柯尔莫戈洛夫、庞特里亚金、彼得洛夫斯基、盖尔范德等都是院士，这些人中几乎所有的既在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同时又在莫斯科大学或其他学校任课，这给石先生留下深刻印象。